记者赴湖南省当地采访时发现，湖南省的镉超标大米中，固然有镉超标较严重的稻米，但数量更多的可能是轻微超标大米。后者镉含量超过现有国家标准0.2毫克/千克，但普遍低于0.4毫克/千克，其中又以0.2毫克/千克-0.3毫克/千克之间居多。

由于南方水稻土壤等原因，湖南省之外的江西、湖北、广西等省份，也存在相当大数量的镉轻微超标大米。依照现行国标，这些轻微超标大米仍然不可食用，只能作为饲料和工业用途。这种现状让湖南多位当地学者不满。

同样是以大米为主食的日本和台湾地区，它们的大米镉限量是0.4毫克/千克。洞庭湖区的实际情况证明，长期食用不超过0.3毫克/千克的大米，并不影响人体健康。”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说，镉作为对人体无益的重金属，自然是越少越好；但一刀切地定为0.2毫克/千克，值得商榷。

童潜明告诉财新记者，从湖南的现实出发，许多湖南学者和官员认为国家现在全国一刀切的标准，定得过严。

早在2011年，财新记者在湖南采访时，就有两位专门研究水稻的当地学者对国家的大米镉标准提出意见。

他们表示，中国从南到北都有水稻产区，各地具体情形不一样，执行一个大一统的标准，对湖南省来说有点严格了。彼时，由于担心他们的言论引发外界对湖南大米镉问题的猜疑，他们表示上述问题只能是私下探讨。

两位学者提到了湖南、江西等省的酸性水稻土问题，并称在此土壤条件下，不少现有稻种吸附镉的能力较强，结果就造成相当大数量的稻米轻微镉超标。

南京农业大学农研所教授潘根兴也认同上述说法。

在他看来，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大米镉超标情形之所以比其他省份严重，除了土壤污染更为严重，还与酸性土壤种植的部分杂交稻和超级稻品种更易吸收镉有关系。

童潜明称，现有镉中毒的相关资料研究表明，稻田土壤镉含量平均在6毫克/千克以上，稻米则平均在0.8毫克/千克以上，才会出现如“痛痛病”等症状，低于前述含量，并没有镉中毒的流行病学依据。因此，童潜明认为，大米镉含量在0.4毫克/千克以下，应该是一个安全范围。

童潜明甚至说：“现在这个标准不行，要研究。如果要按我国现行标准执行，许多农产品在国内是死路一条，到国外则可存在（符合标准）。”

2009年4月，童潜明曾给湖南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致函，建议省内组织学界对洞庭湖区大米是否存在镉严重污染展开研讨。但相关讨论一直没有到来。

标准争议

不只在湖南，关于中国稻米中镉含量该定多少，国内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2013年6月1日，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将开始实施。关于大米的镉限量，新标准仍维持不变，即不得高于0.2毫克/千克。财新记者采访发现，标准维持不变经历了一个争议和博弈的过程。

中国大米标准的制定依据是什么？

基本依据，是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制定的化学物质每周容许摄入量限量标准。

对于镉，JECFA的每周容许摄入量是每人400微克-500微克。这是基于肾脏中镉临界浓度为基础计算得来的。依据换算，JECFA于1988年提出，以体重60公斤为标准，每人每日镉的允许摄入量为60微克。

中国现行的大米镉限量标准，系参照上述相关规定后的结果。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郑云雁、上海食品研究所所长马志英等人在相关著述中介绍，依据1992年第三次全国营养调查得出的全国平均每标准人各类食物的消费量，要符合JECFA提出的每日摄入量限量标准，如果副食标准不变，粮食的限量标准要定在0.1毫克/千克以下。

根据当时的检测结果，如果大米限量在0.1毫克/千克，则中国大米的超标率为20.3%；如果定在0.15毫克/千克，超标率为12.4%。结合当时国情，大米定为镉限量在0.2毫克/千克。

前述两位湖南学者指出，1992年上述标准预估数字还算准确，但与当前形势可能不符。

当前，他们预计，如果中国将大米镉含量限值放宽至0.3毫克/千克，镉米数量将大幅减少；如果放宽至0.4毫克/千克，镉含量超标大米可能就寥寥无几。

潘根兴告诉财新记者，他认识的不少国内水稻专家，所持观点与上述两位湖南水稻专家类似。

与标准放宽的呼吁对应，国内亦有多位专家认为标准不应过多迁就现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尚琪向财新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大米能够达到含镉量0.2毫克/千克的国家标准，只要大多数稻米能够达到，标准就是合适的。“这个标准不能放宽，因为中国食品安全确实让人忧虑，标准严格一点是应该的。”他说。

中国之所以最终执行相对严的大米镉标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首席专家吴永宁的解释是，中国与国际上标准宽的国家饮食结构不同，大米是中国居民膳食镉的主要来源，控制大米镉含量几乎能控制中国居民二分之一的镉膳食暴露。

吴永宁同时承认，中国对大米镉限量的争论持续了两年。基于现有的相关研究结果，出于保护国民健康考虑，新标准还是维持了原标准的限量规定。

米镉标准维持“原判”，但湖南的镉轻微超标米最终如何解决，仍然悬而未决。

一位湖南学者提出，如果国家米镉标准不能改变，那么是否可将超过0.2毫克/千克但在0.4毫克/千克以内的大米，作为类似于“二级大米”的一个等级。“二级大米”也可食用，但价格可低些。

潘根兴也向财新记者提出类似的“二级大米”设想。但此建议目前并未向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提出。

湖南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张玉烛提出了更务实的对策。在此次湖南镉米风波发生之前，张玉烛对财新记者表示，科学界经过努力，有望在数年内把中轻度及以下污染程度土壤中出产的大米含镉量降至现行标准之内。

张玉烛是中国从事水稻品种镉吸附研究的少数专家之一。他及其研究团队从2003年开始此领域的研究，至2011年已对近千个水稻品种与品种资源镉吸附状况进行过测试。

张玉烛告诉财新记者，当前中国的水稻品种审定标准尚不包含镉等重金属吸附指标。中国水稻科研多年来注重产量，对重金属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还没有足够重视。

他呼吁，在中国南方部分土壤酸性严重的地区，其稻种推广在传统产量、品质和抗病虫害、抗高温、抗倒伏等适应性之外，应当增加镉吸附量指标，把一些镉吸附强的品种排除在外。此外，政府要增加对稻种镉吸附研究的支持力度，早日推出抗镉水稻品种。

张玉烛表示，科学界虽可以攻关，但能否应用到现实中，还得依靠政府的重视。“仅凭少数研究人员的单薄之力，很难解决镉米等食品